深刻认识美国制造经贸摩擦的原因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宏观分析
近一段时间，美国蓄意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主要借口是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吃亏了。那么，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其对华贸易逆差形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能否减少贸易逆差？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清楚。
被夸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细加分析不难发现，美方统计口径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5056亿美元，向中国出口货物1303.7亿美元，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3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4297.5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货物1539.4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1亿美元，比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少994.2亿美元。中美对双边贸易额的统计历来存在差异，而且差异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国未考虑转口贸易及其加成加价因素，从而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二是美方统计货物进口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包含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等，而统计货物出口额按离岸价格计算，不包括上述费用，这种计价方式也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还应指出，中国居民赴美旅游时大量购物，实际上属于美国的货物出口，而按现行国际标准是作为服务统计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7年服务贸易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达321.8亿美元。因此，分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应考虑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对中国存在巨额顺差这一重要因素。
按照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中贸易逆差会大幅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许多商品实际上是多国共同生产的，在一个国家组装，而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众多“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技术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加工、组装环节形成的增加值只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却按照最终产品价值全部计算到中国出口额上。这种不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夸大美中贸易逆差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从2011年起倡导以“全球制造”新视角看待国际化生产，提出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地位和收益，并建立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2016年为例，据中国海关按照传统贸易总值的统计，中国对美顺差额为2507亿美元；但若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减少44.4%。更何况，美国禁止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向中国出口，是人为扩大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方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美中贸易逆差可以减少35％左右。
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比出口贸易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得多。美国出口贸易数据没有包括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子公司在华销售额及其为母公司创造的大量收入。实际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已大幅度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含美资参股）企业在华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国256亿美元的销售额，也大大超过美国对华出口额。由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占有突出优势，德意志银行2018年6月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据其计算，2017年美国享有的净利益达203亿美元。因此，评估中美经贸关系，仅看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十分片面的。美国以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向中国挑起贸易战，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成因及从中获得的利益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逆差国，其贸易逆差并非因中国而产生，也不会因中国而终结。美国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始于1971年，在到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其余年份都是逆差，逆差额逐渐扩大，2017年已达到8075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美国数十年来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显然不是被迫之举，而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
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借由贸易逆差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频发，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由于美国有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美元流动性强，美元资产收益稳定，加上历史原因，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仍然需要以美元作为主要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对美国来说，1971年以后，美元已不再承担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因此可以不顾别国利益而根据自身需要滥发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用以弥补美国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其渠道就是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回流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大量廉价资金。外国购买美国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3%左右，而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平均收益率比3％高出数倍。大量廉价商品和廉价资金输入，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使美国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能不受通胀之苦，每个美国家庭每年都能节省不菲的支出。如此看来，贸易逆差不仅没让美国吃亏，反而让美国占了大便宜。占了便宜的美国，回过头来却以贸易逆差为由向别国发动贸易战，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意图无非是想用不讲理的办法从别国获取更多利益。
科技优势及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高端位置，决定了美国在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同时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美国长期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等高增值服务业上一直占据世界领先甚至垄断地位，因此获取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接的是生产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只得到小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占很大比重。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所以，认为贸易顺差一方占便宜、贸易逆差一方吃亏，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非只来源于数量和顺差，更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质量（附加值和利润）。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所说：“双边贸易结构反映的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一国总体贸易顺差等同于贸易福利是错误的，将双边贸易逆差视为从贸易中失利更是错上加错”。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的言论从美国人口中发出，实在是非常荒诞和讽刺。
国内储蓄不足、投资大于储蓄的状况，也使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逆差具有必然性。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与其投资大于储蓄呈现正相关关系。在1971年至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货物贸易顺差的年份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略高于投资率（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余年份都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投资率与储蓄率差距越大的年份，贸易逆差也越大。储蓄是指收入没有被消费的部分，投资是指资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恒等式。当总储蓄与投资总额存在缺口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大量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美国，再通过资本账户回流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以弥补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逻辑起点是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储蓄不足，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国内储蓄率太低了”“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高于储蓄，就必须进口资本，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2017年美国国债总规模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6万亿美元为外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财政赤字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可见，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出路不是挑起贸易战，而是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减少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
美国挑起贸易战危害全世界，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错误举动
美国政府以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主要借口，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挑起贸易战，这是逆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违背经济规律的鲁莽霸道行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最终也会害了美国自己。
美国挑起贸易战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并将传递到美国，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系和互相依存不断加深，进而使各国经济周期互相影响。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纷纷提高关税、构筑贸易壁垒，结果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重蹈历史覆辙。据经合组织预计，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引发他国反制，最终将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10％，全球贸易减少6％。英国央行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都将关税提高10％，美国的GDP可能会损失2.5％，对世界经济增长则会有超过1％的负面影响。贸易战还会影响通胀率，阻止货币政策正常化，提升长期利率，推高避险情绪，增加全球金融风险。因此，美国挑起贸易战将拖累全球经济，并损害其自身经济增长。
美国挑起贸易战是在使用双刃剑和回旋镖，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首先，贸易战会加重美国消费者负担。对进口消费品加征的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并导致物价上涨和消费支出下降。再加上美国已经和拟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有很多在美国早已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只能从别的国家进口性价比低的替代产品。这不仅不会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反而会进一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其次，贸易战会提高美国制造商的成本。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37％是中间产品，对进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高关税，会提高美国国内制造商的成本。今年8月底、9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多次举行拟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与会绝大多数企业和行业代表反对加税举措，认为这将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贸易战破坏全球产业链，美国跨国公司也难以幸免。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占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100强企业中占七成。美国首批加征关税的340亿美元中国产品中，有200多亿美元产品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其中美资企业占相当大的比例。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很大一部分是由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跨国生产经营造成的。所以，美国挑起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对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冲击，都将威胁美国经济增长。
自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以来，中方一直主张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并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方关切。但美方漫天要价、蛮横霸道、言而无信、极限施压，直到挑起贸易战，中方只能被迫进行反制。应对世界最大经济体挑起的贸易战，当然要准备承受巨大压力和付出必要代价，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和代价，也有信心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外部压力将倒逼我们更加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下同心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和动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至于有人想通过贸易战使中国遭受灾难性痛苦，阻挠中国发展，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今天，中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在成长、潜力无限，具备转向更大程度依靠消费和内需的条件；中国的储蓄率为美国的两倍多，发展资金充裕，外汇储备雄厚，是少有的资本净输出国和债权国；具有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市场供应充足，完全有能力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金融；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兼备的优势；中国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可以保持比发达国家高一倍以上的速度；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得道多助，外贸市场多元化有很大拓展潜力；中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中成长壮大的，具有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越是困难越奋发图强的传统和经验。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巨大优势，有力量有办法抗击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挑战。贸易战造成的暂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消极悲观的预期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脚步。
深刻认识美国制造经贸摩擦的原因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是美国单方面挑起、一手制造的。对于美国挑起经贸摩擦，我们要深刻认识其原因，予以妥善应对。
阻止中国产业升级，是美国制造经贸摩擦的一大动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以“三来一补”形式发展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高科技类外资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子公司，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如今，中国高科技企业逐渐崛起，正在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美国将中国高端产业领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真实目的不在于降低所谓贸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国产业升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指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这样的行动只会使中国领导人看清美国浓烈的敌意，进而抛弃任何依赖他人的想法，更加坚定决心、花大力气推动创新并提振技术地位。
美国劳资矛盾激化，是美国制造经贸摩擦的一大原因。近几十年来，美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产业结构变化。就制造业而言，美国高端制造业处于世界前列，正向高端智能化方向发展，一般制造业衰落成为必然。就三次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早已被第三产业所取代。在第三产业内部，高附加值第三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业、专业服务业等）的增长明显快于低附加值第三产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教育、卫生、艺术娱乐等）。第三产业特别是高附加值第三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收益要远远高于劳动收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矛盾亟须解决。但美国政府开错了药方，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以贸易逆差问题为借口制造国际经贸摩擦。美国不是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储蓄率等举措来解决国内矛盾、缩减贸易逆差，而是想让别国为自己的问题买单，把国内矛盾转嫁给其他国家。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面对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我们在坚决反制的同时，关键是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扎实细致工作。当前，可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同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各参与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网综合